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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身份归化及前卫主义重生(上)


 

 

从民国三十年代发轫的现代主义,经五、六十年代成为一条现代主义的地下潜流,这一潜流至七十年代末率先重启现代主义。作为摩登现代主义的潜流,这一现代主义的种子,被埋入了1949年以后归化后的土壤,从而在1980年代后期获致一种重生的前卫艺术。
 

尽管扮演着现代主义种子维系者的角色,无可否认,1949年之后,作为一种摩登现代主义的民国彻底断裂,上海不可避免被归化入一种红色体系的总体性。经过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及文革的意识形态狂热,上海被归化为一种新的总体性,这一新的结构属性,并未消灭民国的摩登基因,最终在八十年代中期诞生了一种重生的精英主义。
 

1985年是上海精英主义文化涅磐的开端,即真正超越了民国的摩登孤岛,站在1980年代激进主义的文化运动的前沿。这不仅可以追溯到文革后期的陈逸飞、魏景山的《攻占总统府》、沈嘉蔚、陈丹青等知青宣传画,文革后李斌等人的连环画《枫》、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以及1980年代掀起的文学、戏剧和视觉艺术的先锋新潮。
 

相比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前期的抽象艺术,1980年代后期的上海前卫主义不再沾有民国现代主义的摩登遗绪。在知识视野上,扩展至民国未曾涉足的战后艺术及晚期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和波普艺术。在艺术的议题上,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战后哲学和文化思潮以及拉美的第三世界现代主义等成为新的思想背景。
 

1980年代后期,在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全方位形成了一场激进主义的文化运动,尤其是77、78级之后的“后知青”一代,掀起了一波比一波更为激进的新潮艺术运动。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以先锋派为特征的前卫新潮,标志着上海新文化的涅磐重生,即民国的摩登孤岛归化入“新中国”的总体意识形态,但它又以自己的深层趣味和语言方式,使这座摩登犹存的城市蜕变出脱胎换骨后新的前卫特质。
 

上海这一时期的前卫新潮越出了早期的抽象艺术,以行为表演、表现主义、实验水墨、装置等形式进行激进的探索。行为艺术以“凹凸展”“M观念艺术表演展”“最后的晚餐”为代表,表现主义以“新具象画展”“现在画展”“四人版画展”为代表。
 

1980年代后期,李山、张健君、周长江等人由抽象艺术转入行为表演、表现主义等新领域,从各大高校毕业的新一代艺术人则进入行为表演、表现主义、实验水墨等各个方向的前卫领域。无论在艺术水准及规模上,上海重新定义了1949年之后的文化身份。
 

九十年代初,国内前卫艺术低潮之际,上海的“后89转型”在1992年异军突起,以宋海冬等人的“车库展’91”、张隆、朱大可等的“苹果阐释”、倪卫华的“连续扩散事态”为代表,在探讨观念艺术、消费主义和话语政治的关系上,对九十年代的“后89”转型作了前瞻性探索。

 

 

一、 偶发与表演

 

偶发与表演是1980年代新潮艺术运动的重要部分。首先始于李山等人策划的在徐汇区文化馆的“凹凸展”,这是一个集绘画、装置和即兴表演的综合展。

 

真正意义上的行为艺术展是1986年底杨晖、宋海冬等人于1986年12月底在虹口区第二工人文化宫的“M观念艺术表演展”,M取Modern(现代)、Mophist(魔非斯特)、Men(男人)等交叠之义。这个表演展不仅打破了上海艺术被视为理性和抽象主义的传统,亦是文革后中国当代艺术史第一个纯粹的行为表演展,与此前同年9月举办的“厦门达达——现代艺术展”、广州“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实验展”并称为85新潮三大偶发表演展。

 

同年,较有影响的另一个表演是丁乙、秦一峰等人的“街头布雕”。

 

八十年代末,一个重要的观念表演是1988年在上海美术馆由李山、张健君、宋海冬、孙良、周长江、王景国、肖小兰等人的“最后的晚餐”,此展为文革后首次在官方美术馆举办的行为表演。原定举办三天的展期,但开幕当天表演至一半,即被相关部门以消防原因终止,表演仅持续27分钟。此表演后被邀请作为集体作品参加89年“现代艺术大展”,后因种种原因未实施。

 

1989年北京的“现代艺术大展”,因故取消集体表演“最后的晚餐”之后,李山以“洗脚”(原名“再见”)作为个人作品参展,为此展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行为表演。

 

从“M观念艺术表演”到“最后的晚餐”,上海八十年代后期的前卫艺术超越了民国的摩登现代主义,注入了消费语境的后现代主义视野,以及精英主义的宗教救赎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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